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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视野下对我国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
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   2013-11-15 14:56:40 作者:山东威扬律师事务所 阅读次数:1567 来源:

正如赫克所言:“法的每个命令都决定着一种利益冲突:法起源于对立利益的斗争,法的最高任务是平衡利益。”经济法是调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及其政府为了修正市场运行的缺陷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而履行各种现代经济管理职能时与各种市场主体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此在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的过程中,经济法最终被选择并被赋予了抑制个体利益道德滥用,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使命。与现有私法、公法部门对社会整体利益的间接保护、消极保护不同,经济法从一开始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直接保护和积极保护为切入点。经济法在整体主义的视角下对市场进行结构化区分,形成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依归,以主体在市场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为调整依据,实现其平衡利益的目的。

一、社会整体利益

(一)社会整体利益的一般原理

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今社会中,人在社会关系中脱节里社产中的孤独性,而愈来愈依靠社会整体的相互合作创造增量利益。单纯地对个体利益进行保护是很不够的,而只有通过制定系统经济行为规范,作为经营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规则和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判断是否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判断规则才能有效制止破坏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行为。要实现增量利益的创造,就要求在社会生产内部合理分配利益。经济法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事关全局或整体经济安全,并不必然对立于个体利益同时也区别于国家利益仅是希冀通过不同个体利益的对比,在倾向于在对弱者保护的情势上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

社会整体利益是有一个个具体的个人利益构成的,但社会整体利益并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而是无数个人利益经过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人的自利动机和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形成有着辩证的作用,其各自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只有尽量逼近绝大多数认得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并在不能实现最优情况下尽量促进最小沾恩者利益,才是实现了从个体利益到社会整体利益的初步进化。而整体利益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个体利益的持续化。不仅仅局限于当代社会还包括发展中的社会,只有每一代人形成的个体都持续化发展,即代际发展和雨露均沾。正如社会利益法学派集大成者庞德认为社会整体利益“是存在于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中,并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更为宽泛的需求与要求。它们是事关社会维持、社会活动和社会功能的请求。”该定义首先全面地揭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本质和外延,指出凡为“人类朝着文明方向发展”所需的条件均得以社会之名义主张并成为社会整体利益之要求,并列举分析了社会整体利益可能包涵的各种不同的利益类型,更重要的是该定义立体式分析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在庞德文中称“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整体利益同国家利益、个体利益的关系

1.社会整体利益区别于国家利益

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从利益机制看,经济法关注的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者只能是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拥有型证券的政府。因为政府是代理人,他与被代理人(即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基石,从客观上说,政府不可避免地代表着某一阶级、阶层甚至狭隘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政府因为有了自身的利益诉求,在为公众谋求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私心”,政府无法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整合的一个主要推动者,一般具有统治机构与公共干预机构的双重性质。简言之,从社会整体利益视角而言,政府与国家完全分立,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是国家而不是政府,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障是依靠国家法律完成,而不是由政府掌控。所以,国家利益不同于社会整体利益,行政机关行为通过行政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节的基础只能是社会整体利益。纵观各国反托拉斯政策,都有关于托拉斯宽大的规定,虽然各国宽大制度设计不同,但其确定都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所以对任何有胁迫他人参加卡特尔行为的人通常不会给予宽大,至少不会给予100%赦免。

2.社会整体利益不对立于个体利益

笔者对此深表认同青年学者蒋悟真的观点,认为社会整体利益虽有别于个体,但社会整体利益更关注个体利益。经济法对人的关怀则是直接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之物权(实际上是劳动力产权)的关怀体现的。经济法以内物权为核心,将个体的增量利益于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关于增量利益的创造和分配的法律关系,通过保障增益利益实现对个体利益的维护。关怀人自身的无权,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充分体现了经济法对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私利相碰撞的场合,国家干预是有限度的。即只有在社会整体利益明显大于个人因正常期望受挫而蒙受的损害的情形中,才能允许对私域以必要的干预,同时还应当对他们因这种行为所蒙受的损失给予充分的补偿。对这种公益、私利相碰撞的情况,哈耶克甚至他提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应当始终被假定为是无辜的,而且对侵害的补偿应当被确定尽可能的高,以堵塞滥用剥夺权利之力,因为政府往往被想当然认为是代表公益,并且,行政人员明显倾向于高估他们采取行动目的的重要性。

二、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修正

(一)经济法角度对政府干预重新修正

经济法是政府介入市场干预经济的法律依据和裁判市场行为是否背离社会整体利益的规则,经济法的授权使得政府和执法机关一样,拥有了裁判某些经济行为的资格。与司法权被动介入社会关系的特点相区别,行政权一般都是以主动方式行使的,这一特点正好适合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经济秩序的需要。从我国以往的教训表明,只有对政府干预行为限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实现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良性互动。面对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和壮大,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法视野下的政府干预更应该从对作为表象的抽象的市场失灵的关注转向对一个具有公民社会基础的市场构建的着眼,经济法也更应该从经济学思维的经济法转向法学思维的经济法。而这其中,尤其要关注那些在各种相对关系中处于弱势或劣势群体的权利与利益,而不使他们成为木桶中越来越短的木板,从而制约经济社会整体的发展与和谐。这才是经济法作为“法”在践行社会正义方面的重要使命,同时,这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引的和谐社会构建对经济法及其视野下的政府干预提出的重要要求。

1.立法主体应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美国未来学家阿尔夫·托夫勒层层说,我们需要一种制度,它能从各种呼声中筛选出共同利益,我们需要政治秩序,它能使许多不同的选民群体联合起来,推敲出集体对未来的看法。所以我们应该设计一种规则,这种规则尽可能地保持中性,没有自身偏好,社会整体需求在这种规则之下能够得到良好的反映。而我国的经济法草案大多数是由行政部门起草,带有相当浓的部门利益色彩。在这种部门利益下制定出的法律,其合理性与成功性有多大,似乎很让人质疑。所以,我们应进行适度的创新,设立常设的或非常设的独立性机构,该机构的组成人员除了相关行政部门代表外,主要是由各种专家和不同利益的代表组成,以期制定出的法律梦正确反映市场对国家的需求。

2.关于制度的前后衔接问题。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在于其法律有浓重的政策性和易变性,所以其稳定性远不及民法、刑法等。那么,在制定法律时,就一定要注意前后制度的衔接和连贯,防止国家队经济“踩油门”或“急刹车”的随意性。随意性的制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权益之计缓解一时的矛盾,但却是以国家信用沦丧为代价的。我国现在正致力于创建一个信用社会,而如果国家信用首先不讲信用,民众的信用又如何能建立?同时,这种随意性如果不加以节制和规范,那么必将冲击经济法的法律本质。因为法治社会,一部良法应具备起码的指导作用、预测作用,而如果法令常变,法制社会最重难以实现。

3.强化对国家干预的执法程序立法。为防止政府干预市场职权滥用,经济法在对于干预权的实体作出规定外,还应明确程序性规定,将执法机关执法的步骤、次序、方法系统性地纳入规范渠道,进行具体、完备、透明的操作。同时,为了保证执法机关能正确执法,必须建立相应的责任机制,否则无法最终保障其权力形式的正当性。

此外,明确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国家机关的监督主要体现为立法权对执法权的制约,以及司法权对立法、执法的监督;社会监督应该明确规定在经济法当中。

在面对国家职能转变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控权任务的同时,国家又如何介入或是如何以经济法具体制度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慑来预防或尽可能减少市场失灵,从而少走弯路。这才是中国经济法真正的国情考量。国家干预市场的目的是为了培育市场、发展市场、健全市场,一旦某个领域的市场逐步发育成熟那么国家就应该适时的推出市场,形象的说就是政府要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气度。

(二)引入一定民主判断机制以维护个体利益

通过经济宪政视野下的经济民主机制来判断政府经济行为所保障的基本人权的正当性,让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经济建设中。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更是一个阶层社会或群体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必然产生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和利益诉求。要表达并实现利益诉求,就必然有各种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阶层社会或群体社会的特征开始逐渐明显,市场和社会也的确越来越成为利益博弈的基本框架。现在以人为本进行社会整合,要考虑社会强弱势群体之间在表达和追求自身利益能力上的巨大差异,更多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及其表达利益诉求的能力。

1.政府信息公开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开放、透明的政府有利于弥合公民对政府相关决策信息的信息不对称,防止神秘蒸发的暗箱操作;有利于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程序,以社会权力制约政府权力。

2.政府决策公民参与民主制度。在政府进行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重大决策或者对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重要事件作出决定时,应当充分听取社会公众及利益相关人的意见,适当地引入专家意见,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种公共参与制度主要是听证制度、专家论证会制度、提交建议制度、各种社会调查制度等。

3.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社会组织的建立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结社权的重要体现。公民以社会组织团体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是其实现其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西安队来说,其有效性强于个人实施的情况。

4.社会公众参与的救济制度。法律救济是公众参与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公民广泛参与公共决策、保障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并限制国家滥用权力的有力措施。

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群体利益,是关系到每个社会成员而合社会成员不直接关联而内部又十分分散的利益。关于整体利益如何界定与实现的问题,笔者认为与其为整体利益的界定提供某种单纯的标准,或者机械地追求对公共利益的概念进行精准的界定,还不如将标准(或者原则)与程序结合起来使用。单纯依靠政府来界定公共利益是不妥当的。例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政府是否需要征用一家公司的商场建公共绿地?反对方 和同意方都可以用公共利益进行正当性论证:同意方认为,建公共绿地可以净化空气,使生活质量提高,因而符合公共利益;反对方认为,将公司的商场征用后,公司可能效益下降,工人失业,从而危及社会秩序,因而不征用公司商场才符合公共利益。同时,单纯地依靠司法来界定公共利益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司法是也只能是纠纷解决的最终手段。而且,我们还应考虑的是:法律是否是良法、司法是否独立、法官是否独立等等。而这些方面,对一个建构中的法治国家,显然是过高的要求。因此,要合理地界定和实现公共利益,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子就是既依靠政府,又依靠司法,还依靠人民群众(或者准确地讲是利害关系人)。因为虽然合法的过程并不必然导出正确的答案。但是,合法的过程至少可以保证决策过程中所有各方利益都被考虑,这个过程能保证大多数人赞同的建议最后胜出,虽然不可能那么精确。而且,过程公共利益既强调了作为整体利益基础的价值,又揭示了其他政策后果。所以说 重要的是“游戏规则”,而不仅仅是特定的、孤立的结果。